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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半岛体育血本管外面文十篇
论文摘要: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投资显得越来越重要,而投资风险也随之产生。全文通过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成因及规避方法的分析,希望可以帮助企业管理人员提高风险意识,正确认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从而更好地对其进行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在知识经济蓬勃兴起的今天,人将成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在这种发展趋势下,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也开始把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一项重要策略。然而,根据风险与收益并存的原则,企业在享受因人力资本投资成功带来的丰厚回报的同时,必然也要承担因人力资本投资失败而导致损失的风险。因此,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作为理性投资者在全面了解了风险产生的原因后,就可从中找出防范措施,尽可能降低风险的发生概率,以达到最大限度获取投资收益的目的。本文分析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及风险成因,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方法。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概念及特征 人力资本,引用著名经济学家舒而茨的定义就是: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或非人力资本而言的,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入的一种资本,是指人类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收益并不断增值的能力。人力资本不等于人力资源,人力只有经过培训,才能真正成为资本。而人力资本投资,是指对人力资本进行一定的投入,使其在质和量上都有所提高,并期望这种提高能最终反映在劳动产出增加上的一种投资行为。 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投资主体对人力资本投入结果的不确定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主要由政府、企业、个人三方面组成,我们仅就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展开论述。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于政府、个人有以下几个特征:投资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资本的投资收益,较其他两个投资主体具有更明确的盈利性质;投资范围主要集中于培训以及部分用于卫生保健,范围较小;投资一般来说都存在一定的约束机制,制约性更强。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管理现状 目前,我国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状况不容乐观,投资严重不足。我国规定企业必须按工资总额的1.5%用作培训经费,但事实上这项规定并没有得到落实。据南京大学赵曙明教授等的调查,我国国有企业中30%以上只是象征性的拨一点教育、培训费,年人均在10元以下。这和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如IBM,摩托罗拉等用于培训的经费占工资总额的5%—10%;在德国,培训工作费用每人能达到六七万马克。 既然企业对于人力资本投资都如此欠缺,更谈不上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进行积极、有效的管理了。企业对于人力资本投资之所以如此被动,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对投资风险的风范意识不强,而且非常缺乏风险管理方面的知识,片面地夸大投资失败而导致损失的风险,而没有从自身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管理。 因此希望通过对风险成因及规避方法的分析,使企业更好地了解并懂得如何规避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从而能够积极大胆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产生原因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产生的原因很多,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有内部因素的影响,主要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外部环境的影响 国家政治倾向的变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改过去闭关自守的政策,同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多,从而导致对跨国型人才需求大大增加,而我国企业目前的人力资本投资却满足不了这方面的需求。 国家产业结构的政策调整 现今知识经济兴起,信息产业异军突起,
要研究投资银行,首先必须先了解一下资本市场,因为投资银行是伴随资本市场的产生而产生发展的,没有资本市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就不会又投资银行业今天的辉煌。反过来理解,如果没有广大投资银行家在资本市场上的精彩表演,国际资本市场也不会象今天这样耀眼。
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与货币市场相对应的概念,资本市场着眼于从长期限上对融资活动进行划分,它通常指的是由期限在1年以上的各种融资活动组成的市场。是提供一种有效地将资金从储蓄者(同时又是证券持有者)手中转移到投资者(即企业或政府部门,它们同时又是证券发行者)手中的市场机制。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市场的交易几乎已经覆盖了全部金融市场。
我们可以将资本市场进行分类。从宏观上来分,资本市场可以分为储蓄市场、证券市场(又可分为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长期信贷市场、保险市场、融资租赁市场、债券市场、其他金融衍生品种市场等。其中证券市场与债券市场又形成了资本市场的核心。
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本市场的首要功能就是资源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由四个部门组成,即企业、政府、家庭和国外部门。家庭部门一般来说是收支盈余部门,企业和政府一般是收支差额部门。盈余部门一般要将其剩余资金进行储蓄,而收支差额部门要对盈余部门举债,收支盈余部门将其剩余资金转移到收支差额部门之中去(雷蒙得·W·戈德史密斯,1994)。在现代社会中,要完成这种转化,曾经有过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即由计划经济性质决定的中央计划配置方式和由市场经济决定的资本市场配置方式。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是长期资金的主要配置形式,并且实践证明效率是比较高的。
资本资产风险定价功能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资本市场也正是在这一功能的基础上来指导增量资本资源的积累与存量资本资源的调整。风险定价具体是指对风险资产的价格确定,它所反映的是资本资产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与风险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这正是现代资本市场理论的核心问题。资本市场的风险定价功能在资本资源的积累和配置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资本市场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提供资本资产的流动。投资者在资本市场购买了金融工具以后,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出售所持有的金融工具,这种出售的可能性或便利性,称为资本市场的流动。流动性越高的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积极性就越高。流动性的高低,往往成为检验资本市场效率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
资本市场的主体通常被称为市场参与者,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发行和购买金融工具的市场参与者一般包括居民家庭、企业、中央政府及其、地方政府以及境外投资者.境外投资者一般包括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国公司以及境外个人投资者。
参与资本市场的服务企业分为金融中介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其中金融中介机构在资本市场的所有参与者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他们一般主要提供以下传统金融服务:
3.自身进行金融资产交易,为其客户设计新类型的金融资产并将其销售给其他资本参与者;
中国的资本市场形成经历了不太长的时间,作为其标志的中国证券市场是从1981年发行国库券开始的。后来,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标志着证券交易体系开始走向规范。1992年,成立了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委员会,相继颁布了一批证券业方面的法律法规.至此,中国资本市场才初具框架。
中国的证券市场体系经过了10年的风雨,在这10年中,中国的资本市场迅猛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起到的关键的作用。从证券市场来看,1991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仅有上市公司14家,市价总值109.19亿元。而到了2000年12月,投资者开户数目已经达到5800多万户,境内上市公司有1200多家,累计筹集资金将近5000亿元。另外,中国证券市场股票市值已达到4.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1991年的0.5%上升到51%。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亚洲甚至世界新兴市场中最活跃的市场之一。
与国际上先期工业化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发展相比较,中国现行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与问题。简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资本市场总量规模偏小,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占全社会融资总量的大约1/10,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国家的银行偿贷间接融资与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例大约为1:1。
另外,资本市场内在结构不尽合理。例如,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大部分市值是被不能流通的国家股、法人股而占据,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的比例大约为50%、30%、20%。流动性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大量的非流通股的存在,大大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流动和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
第三,中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不够健全,运行秩序不很规范。由于法律环境、制度、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证券市场发展一直处于不很规范的状态,法律的不健全、制度的缺陷导致了诸如虚假财务报表,虚假上市、基金黑幕、大户操纵股价等一系列违规现象出现;由于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不够,导致部分上市公司只注重筹资而淡化经营、出现了一批垃圾股。由于市场的退出机制不完善,致使市场投机气氛强烈,市场价格严重背离公司股票价值的情况比比皆是。
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存在以上缺陷,但是这些问题总的来讲是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其他国家在发展初期或多或少都曾经出现过这些问题。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发展中的资本市场,是新兴的资本市场,其中蕴涵着巨大的潜能,充满着活力和生机。
在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当中,投资银行应当是最活跃、发展最迅速的。可以这样讲,没有投资银行的努力和创新就没有国际资本市场今日的繁荣。
投资银行这个名字其实名不副实,它主要从事同证券相关的业务但并不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罗伯特·库恩根据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和趋势曾经对投资银行下过如下四个定义:
(1)任何经营华尔街金融业务的银行,都可以称为投资银行。这是对投资银行的最广义的定义,它不仅包括从事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甚至还包括保险公司和不动产公司。
(2)只有经营一部分或全部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才是投资银行。这是对投资银行的第二广义的定义。因此,证券包销、公司资本金筹措、兼并与收购,咨询服务、基金管理、风险投资及证券私募发行等都应当属于投资银行业务。而不动产经纪、保险、抵押等则不属于投资银行业务。
(3)更狭义的投资银行业务的定义仅包括某些资本市场业务,例如证券包销,兼并收购等,另外的资本市场业务,例如基金管理、风险投资、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工具的创新等则应该排除在外。
(4)最狭义也是最传统的投资银行的定义仅把在一级市场上承销证券、募集资本和在二级市场上交易证券的金融机构当作是投资银行。这一定义排除了当前世界各国投资银行所现实经营着的许多业务,因而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国际投资银行界普遍认为,以上第二个观点最符合美国和现代世界投资银行的现实状况,目前是投资银行的最佳定义。
在国际投资银行发展历史当中,英国和美国的投资银行发展历程是最具特点的,其他国家投资银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参照和模仿了它们模式,以下是欧美投资银行业发展的简单回顾。
投资银行萌芽于欧洲,其雏形可以追溯到15世纪欧洲的商人银行。早在商业银行发展以前,一些欧洲商人就开始为他们自身和其他商人的短期债务进行融资,这一般是通过承兑贸易商人们的汇票对贸易商进行资金融通。由于这些金融业务是由商人提供的,因而这类银行就被称为商人银行。
欧洲的工业革命,扩大了商人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帮助公司筹集股本金,进行资产管理,协助公司融资,以及投资顾问等。20世纪以后,商人银行业务中的证券承销、证券自营、债券交易等业务的比重有所增大,而商人银行积极参与证券市场业务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欧洲的商人银行业务中,英国是最发达的,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仅次于美国,另外德国、瑞士等国的商人银行也比较发达。
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发展的历程并不很长,但其发展的速度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投资银行在全球一直处于霸主地位。研究全球的投资银行业,最重要的就是研究美国的投资银行,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始于19世纪,但它真正连贯的历史应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
1929年以前,美国政府规定发行新证券的公司必须有中介人,而银行不能直接从事证券发行与承销,这种业务只能通过银行控股的证券业附属机构来进行。这一时期,所有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都从事证券(主要是公司债券)业务,这一阶段投资银行的最大特点就是混业经营,投资银行大多由商业银行所控制。由于混业经营,商业银行频频涉足于证券市场、参与证券投机,当时证券市场出现了大量违法行为例如:虚售(WashSales)、垄断(Corners)、大进大出(Churning)、联手操纵(Pools)等。这一切都为1929---1933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
1929年到1933年爆发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危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下跌了82.5%,从892亿美元下跌到156亿美元。美国的银行界也受到了巨大冲击,1930-1933年美国共有7763家银行倒闭。
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格林斯一斯蒂格尔法》。金融业分业经营模式被用法律条文加以规范,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开始分业经营。许多大银行将两种业务分离开来,成立了专门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例如,摩根银行便分裂为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和J.P摩根。有些银行则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经营方向。例如,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成为专门的商业银行,而所罗门兄弟公司(SolomonBrother)、美里尔·林奇(MerrillLynch)和高盛(Gold-manSachs)等则选择了投资银行业务。
在《格林斯一斯蒂格尔法》颁布以后,美国的投资银行业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到1975年,美国政府取消了固定佣金制,各投资银行为竞争需要纷纷向客户提供佣金低廉的经纪人服务,并且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利率期货与期权交易。这些交易工具为投资银行抵御市场不确定性冲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投资银行掌握了回避市场风险的新工具后,将其业务领域进一步拓宽,如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这种业务使得抵押保证证券市场迅速崛起。
80年代美国为了放松对市场和机构的管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规,如1980年颁布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机构法》以及1989年颁布的《金融机构重组、复兴和强化法》,1983年实施了证券交易委员会415条款(SECRule415),这些对投资银行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使美国投资银行业在80--9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大量金融创新产品。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结束后,美国的利率开始从历史最高水平回落,大量的新发行股票与债券充斥市场,出现了不够投资级的垃圾债券(JunkBond)。大量垃圾债券的发行给投资银行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并影响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历程。
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80年代以后,尤其是到了90年代,国际上投资银行业发生了许多变化。主要是国际型大型投资银行机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银行重组大量出现、高科技发展带来投资银行业务的革命、创新业务大量涌现等等。
从组织形态上来看,国际投资银行一般由两种形态:一种是合伙人制;另一种是股份公司制。其中绝大多数国际投资银行采用的是后者。
投资银行的合伙人制可以追溯到15世纪欧洲的承兑贸易商号。这些家族经营的企业一代一代的继承,慢慢的由开始的独资性质变为数个继承人按份共有,成为合伙企业形式。早期的投资银行都采用了合伙人制。在世界上,比利时、丹麦等国的投资银行仅限于合伙人制,德国、荷兰的法律虽允许股份制,但其投资银行也只采用合伙人制。在美国的六大投资银行中,只有高盛仍采用合伙人制。到现在高盛已经有将近200个合伙人。
19世纪50年代,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公司立法开始兴起,到20世纪50年代趋于完善。投资银行以合伙人制向股份公司制组织形态过度。现代国际投资银行普遍采用股份制。美林于1971年完成了全部改制过程,1986年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也由合伙人制改为股份制。在新加坡、巴西等国现在只允许投资银行采用股份只形态,合伙制则被禁止。
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各国对两者的处理也各不相同。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是分业经营模式,而德国则采用混业经营模式。
1933年通过的《格林斯一斯蒂格尔法》在法律上确定了美国分业经营的基本模式。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实行分业管理。保证了美国金融与经济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持续发展。二战后,美国将其经济与金融体制移植到了日本,1948年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银行和信托机构不得经营投资银行业务,这类业务应该由证券公司从事,日本的证券公司其实就是专业投资银行。由于美国投资银行业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许多国家在制定投资银行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上都沿用了美国模式。
混业经营在欧洲国家是比较多的,除德国以外,瑞士、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都采用了混业经营模式,又称全能银行制度(UniversalBankingSystem)。混业经营使得银行能够便利地进入各种金融市场,在这一点上混业有着分业无可比拟的优势。但由于混业经营的风险较大,需要更加健全的银行体制和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的支持。
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主要就是投资银行协助企业、公司和个人客户筹集资金,并且帮助客户交易证券。
证券承销是投资银行最原始的业务之一,最早的投资银行的业务收益主要就来自与证券的承销。在承销的过程中,投资银行起了极为关键的媒介作用。投资银行承销的证券范围很广,它不仅承销本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所发行的债券,各种企业所发行的债券和股票,外国政府与外国公司发行的证券,甚至还承销国际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发行的证券。证券的承销分为公募和私募两种.投资银行承销证券由四种方式:(1)包销。(2)投标方式。(3)尽力推销。(4)赞助推销。投资银行的承销收益主要来自差价或叫毛利差额(Grossspreed)和佣金(Commission)。
投资银行参与二级市场证券交易主要有三个原因,同样,他们在二级市场扮演着做市商、经纪商、交易商的角色:
第一,在完成证券承销以后,投资银行有义务为该证券创造一个流动性较强的二级市场,以保持该种证券的流动性和价格稳定。一般在证券上市以后,承销商总是尽量使其市价稳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就是投资银行在二级市场上的做市商业务。
另外,投资银行接受客户委托,按照客户的指令,促成客户所希望的交易,并据此收取一定的佣金,这就是投资银行的经纪收入。
第三,投资银行本身拥有大量的资产,并接受客户委托管理着大量的资产,只有通过选择、买入和管理证券组合,投资银行才能获得证券投资收益。这就是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另外,投资银行还在二级市场进行风险套利、无风险套利等业务活动。
投资银行所支持的收购兼并活动,在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上都是最富有戏剧性,最引人入胜的。投资银行在收购和兼并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它不仅为猎手公司服务,也在为猎物公司服务:
首先,投资银行替猎手公司服务。替其物色收购对象,并加以分析。并且提出收购建议.提出令猎物公司的董事或大股东满意的收购条款和一个令人信服的收购财务计划,帮助猎手公司进行财务安排,以促成交易的完成。
投资银行同样也为猎物公司服务:判断猎手公司的收购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如果对方是敌意收购,则与猎物公司制定出防范被收购的策略,如果判断对方是非敌意收购,那么投资银行便以猎物公司的立场向猎手公司提出收购建议,并向猎物公司提出收购建议是否公平与合理及应否接纳对方建议的意见。
随着投资银行竞争的逐渐加大,仅靠传统业务已经很难维持投资银行迅猛发展的需要,投资银行作为最活跃的金融部门,从70年代以来不断开拓创新业务,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既活跃了资本市场,增加了投资者的投资选择,也为自己赚了巨额收益。
财务顾问就是投资银行作为客户的金融顾问或经营管理顾问提供咨询,策划或运作,一般可分为三类:其一是按照公司、个人或政府的要求,对某个行业、某种产品、某种证券或某个市场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提出较为全面的、长期的决策参考资料。其二是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发生突变,使某些公司、企业遇到困难时,投资银行往往主动地或被邀请向有关公司、企业出谋划策,提出应变措施,诸如重新制定发展战略、重建财务制度、出售转让子公司等,化解这些公司、企业在突变事件中带来的压力与困难。其三是在公司兼并和收购的过程中,投资银行作为,帮助咨询,策划直到参与实际运作。从目前情况看,投资银行在第三类业务中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项目融资是以项目的财产权益作借款保证责任的一种融资方式.从理论上讲,项目融资的贷款方主要看融资项目有无偿债能力,评估和保证的范围以项目为限。因此,一旦贷款发生风险,贷款方只能以项目的财产或收益作为追索的对象,不涉及其他财产和收益即要求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的股东或第三方(包括供应商、项目产品的购买者、政府机构等)做出某种保证或承诺,但这种保证和承诺仅仅停留在投资者将不会放弃投资项目,承诺某种支持或保证项目的收益的层次上。贷款方并不要求借款人提供金融机构提供的还款保证,更无须出具政府担保。借款方将项目资产和收益均抵押给贷款方。
由于项目融资无金融机构担保,也无政府担保,全靠项目投资者的信用和项目本身的前景,这样,仅从市场角度看起来不错的项目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树立良好的信用形象,投资银行的介入将有利于增加项目的可靠性,有利于争取到信用级别较高的投资者参加。运用项目融资的方式要订立一套严谨的合同来转移和分散风险,投资银行有各种专业人才,通晓项目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和各种惯例,能够尽力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使合同得以顺利执行。投资银行还可以运用自己的各种渠道,为项目寻找合适的贷款人,也能为贷款方找到好项目。
投资基金是一种由众多不确定的投资者将不同的出资份额汇集起来,交由专业投资机构进行操作,所得收益由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享的投资工具。投资基金实行的是一种集合投资制度,集资的主要方式是向投资者发行股票或受益券,从而将分散的小额资金汇集为一较大的基金,然后加以投资运作。投资基金是一种复杂的投资制度。它强调分权,制衡。由于认购和赎回机制不同,投资基金分为封闭式与开放式两大类。投资基金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常用的投资方式,投资银行作为发起人或基金经理人活跃在此领域。
1970年由美国政府国民抵押协会担保发行的第一批公开交易的住宅抵押贷款债券可视为资产证券化的先驱。进入90年代以后,资产证券化开始从美国向世界扩张,从国内资金市场向国际资金市场延伸,由在岸市场向离岸市场扩展。所谓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换成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过程。
资产证券化是一种与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筹资步同的新型融资方式。传统的证券融资方式是企业以自身产权为清偿基础,企业对债券本息及股票权益的偿付以公司全部法定财产为界。资产证券化虽然也采取证券的形式,但证券的发行依据不是公司全部法定财产而是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某一部分资产,证券权益的偿还不是以公司财产为基础,而是仅以被证券化的资产为限。资产证券的购买者与持有人在证券到期时可获得本金和利息的偿付,证券偿付资金来源于担保资产所创造的现金流量。如果担保资产违约拒付,资产证券的清偿也仅限于被证券化资产的数额,而金融资产的发起人或购买者无超过该资产限额的清偿义务。
随着INTERNET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在线经纪和网上交易给传统的证券市场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证券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与挑战.有报告预测网上证券交易商的资产从1999到2003年将增长7倍以上,从4150亿美元到30000亿美元。许多大型国际投资银行纷纷进入证券网上交易领域,并且出现了专门经营网上交易的经纪商。
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也称创业投资,是由职业投资人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中的一种股权资本;风险投资是由专业投资机构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通过科学评估和严格筛选,向有潜在发展前景的新创或市值被低估的公司、项目、产品注入资本,并运用科学管理方式增加风险资本的附加值。
从对五所新建本科院校教师的访谈中知道,新建本科院校在努力改善学校管理环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新建本科院校办学历史相对较短,不少学校办学基础差,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把管理的重点放在了对物、事的管理上,对人力资源管理还研究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是管理观念需要转变。表现管理是以事为中心,是见事不见人的管理,将教师的调进、调出当作管理活动的中心内容;二是管理执行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人力资源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较短,很多单位对人力资源的管理还没有真正重视起来,专门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还比较缺乏。从调查中得知,五所新建本科院校的管理执行人员主要以大专或本科为主,大多只是在这个岗位上兼职,且在长期的管理过程中缺乏正规专业训练,整体素质普遍不高。在管理实践中,对教师的管理基本上还停留在人事管理阶段,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制度的执行,也影响了教师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进而影响到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生师比是衡量高校教师数量和效益的重要指标,也是国际上评估高校的一项重要指标。如果生师比太高的话就会增加教师负担,影响教学质量、教师教学创新精神的发挥J。新建本科院校都是为了适应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而组建成的一批普通本科院校,承担着繁重的扩招任务。随高校连续几年扩招,新建本科院校教师数量的增加远远赶不上学生人数的急剧增长。
根据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指标规定,本科院校在合格时,生师比应达到16:1,但这五所新建本科院校的生师比都是19:1以上(表1),与合格本科院校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
新建本科院校在合并建校初期教师结构状况有所改善,但与国家对本科院校教师结构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1)职称结构有待提高。教师的职称结构是指教师队伍中各级各类职称人数的比例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和胜任教学科研工作的能力层次,是衡量一所学校人才培养层次的重要尺度。
从表2可以得知,五所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师职称结构与老牌本科学校相比,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比例较小,如湖南城市学院、湘南学院和湖南科技学院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所占的比例分别是26.99%、28.77%和24.71%,与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体系规定:合格的本科院校副高职称以上要达到35%以上的标准J,还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高级正职的比例相差较大,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具有正高职称的教师占14.44%,而五所新建本科院校具有正高职称的教师所占比例都不到7%,其中湖南城市学院、邵阳学院和湘南学院都低于5%。
(2)学历结构偏低。与老牌本科院校相比,新建本科院校教师队伍整体学历层次偏低,与本科教育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不相适应。表3说明新建本科院校的高学历教师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老牌本科院校。教育部规定本科教学评估体系的标准:要求硕士学历以上教师占教师比例要达到45%以上,对新建本科院校来说,目前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3)年龄结构有待改善。新建本科院校教师的年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学、科研的活力,体现了新建本科院校教学科研水平的稳定程度,直接影响教师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笔者认为,合理的年龄结构,应利于保持教师较高的创造能力和工作效率,有利于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成长,有利于人尽其才、分工合理,发挥教师队伍的整体效能。
按照教师的成长规律,教师队伍的正常年龄段分布,以每十年为一档,每个年龄段的应占教师总数的25%左右为宜。从表4可以看出,五所新建本科院校教师年龄结构分布不均匀,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居多,将近到达专任教师总数的70%以上,中年教师很缺乏,其比例不到专任教师的30%,而湖南科技学院尤为突出,40岁以下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83.6%,教师的年龄结构严重失调。
新建本科院校一般均以教学为中心。尽管新建本科院校的领导已经认识到科研在教学以及人才培养工作中的重要性,教师的科研能力比原来有所提高但由于新建本科院校前身是专科学校,教师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教学工作,许多教师不进行科学研究或很少进行科学研究,从而导致教师的总体科研能力较差。目前有少部分教师从事科研工作,其科研获奖级别不高,在科研项目中部级课题、省自然科学基金等高级别的课题非常少,发表的论文数量少,且所发表的刊物级别较低。高水平科研能力需要教师们长时间的实践和积累,在较短的时间内,他们的科研能力很难有大幅度提高。相对老牌本科院校而言,新建本科院校教师的科研能力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科研总体力量较弱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二、新建本科院校师资及其管理现状的成因
湖南新建本科院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存在以上的问题,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新建本科院校主观上的原因。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新建本科院校的环境因素分析可以分别从高等教育生态环境的学校内部环境、国家制度环境以及社会大环境三个环境领域来分别进行探讨。一是学校内部环境。新建本科院校由于建校只有短短的几年,硬环境和软环境的积累都不够。与老牌本科院校相比,基础设施薄弱,物化环境较差。由于新建本科院校都是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bd半岛体育,很多学校的教学科研设施、实验室建设等往往比较单一,还不能适应现有的本科教育教学的需要;而软环境对教师的吸引力也不足。教师一般都愿意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以便安心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新建本科院校刚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历史沉淀不深厚,校园文化等软环境设施还有待完善,因此对优秀人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二是国家制度环境。
虽然中国目前对高校教学水平评估采用的是一个统一的标准,但中国的高等教育事实上也存在着“高校分层”,这种分层依据一定标准把中国的高等学校分为若干个等级层次,新建本科院校是属于层次不高这一档的。这种分层使新建本科院校公众的认可度降低,政府拨款的减少,进而影响新建本科院校的师资队伍的建设。由于向层次较低的学校流动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个人或团体的社会地位相对降低,很多人才都不愿意流向新建本科院校,这种状况对新建本科院校的师资建设与管理是一种威胁和挑战。三是社会大环境。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新建本科院校有良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对新建本科院校来说中国高等教育形式的巨大变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环境威胁,可以说新建本科院校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一方面,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人们群众对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需求,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采取了更开放、灵活多样的政策,一批民办高校、私立高校正在迅速崛起;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学历教育、联合办学等方式抢占中国教育市场;而且一些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也进入了中国经济领域,以职业培训为切入点,并借助其知名度以及出国、就业等诱惑逐步打开了中国学历教育市场的缺口,部分的垄断该产业在中国的高级人才。相比之下,新建本科院校总体竞争力明显不足。
由于中国高校一直来对教师的管理是以人事管理为主,将教师的调进、调出被当作管理活动的中心内容,在管理中没有体现教师的个人发展和主体地位。第一,管理观念有待转变。由于受中国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在管理上还存在认为管理人员是“管人的人”的观念,存在忽视教师个人需要和个性的倾向。管理者还停留在只重视传统的人事工作,对人力资源管理这一新的理论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认识,没有意识到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才是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第二,教学科研行政化倾向还依然存在。由于受传统教师管理模式的影响,使新建本科院校的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中侧重于行政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导致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着行政化倾向。一些新建本科院校中还存在的“官本位”的价值取向,权利价值标准还仍然是肯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和根据。所以目前高校有一种作为体现承认或者挽留学有成就教师的传统做法,就是安排领导职务,这就有意或无意地助长了“官本位倾向。新建本科院校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成为合格的本科院校,必须要吸引高素质的人才。所以要不断加强自身环境建设,积极营造一个政策宽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事关系和谐的“软环境”,为教师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
绝大部分新建本科院校处于省会城市以外的中小城市,由于地方经济发展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办学条件相对较差,对高级人才缺乏吸引力的问题尤为突出。第一,新建本科院校由于多处于非中心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地理位置偏僻,文化、科技、人文环境较差,为人才成长和发展提供的机会与空间较少,高水平人才有后顾之忧;第二,在所调查的五所新建本科院校中,几乎每一位领导和老师都谈到了办学经费紧缺的问题。众所周知,对于名牌、重点高校,国家一年拨的办学经费可以达到几亿甚至十几亿,而拨给新建本科院校的经费就少得可怜,其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的拨款和学生的学费;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大多处于中小城市经济较为落后,地方能为高校发展提供的财政支持也非常有限。第三,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经济利益也是人才去留最重要的原因。新建本科院校教师的工资待遇相对较低,这也是新建本科院校缺乏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建本科院校已逐步成为承担中国本科教育的主体,它们不仅承担了严峻的高校扩招任务,推进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而且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不同类型的需求,培养了大批国家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必须正视新建本科院校教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并采取树立“以教师为本”的管理观念、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师人力资源规划、采取教师引进与培养并重的管理机制等有效措施来建设一支“数量充足而稳定的师德高尚,结构优化,业务精湛,富有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实现新建本科院校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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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布迪厄于1980年发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此后,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大量增加,使之成为一种横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概念。按照著名政治学家帕特南的解释,社会生活的这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能够促进合作行动并提高社会效率。因此,简单说,“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信任和互惠的规范。”[1]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具有广泛的含义,可以从社会生活的不同层次进行理解,比如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资本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前者关注个体关系网络的营建、发展和维持,后者则关注群体的规范和价值观。相比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资本,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对社会进步有着更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因为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属于群体、社区或者社会每一个成员所共同拥有,是为所有成员的公共利益服务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高,可以增加全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福祉,而一个社会中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社会资本高,并不一定给全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增加福祉[2]。影响社会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社会资本的分析途径引起人们对政治、经济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的重视[3]。对于社会管理创新和社区发展来说,社会资本的如下特性值得注意:第一,如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某些目标
的取得成为可能[4];第二,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中,同时,也可以通过网络关系获得社会资本,也就是说,对于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都必不可少的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之间是相互加强的[2]。第三,社会资本能够影响个人行为,促进合作的产生,减小集体行动的成本,提高组织行动的效率[5]。创新社会管理,要关注社区建设和发展,要从创新社区发展方法开始[6]。社会资本对社会发展的独特意义,就隐含着其与社会管理创新和社区发展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
社会管理体系包括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机制、社会管理制度三个方面[7]。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解决的重点在于社会管理权力的分配和责任分担问题;机制创新在于提高组织整体行动效率,彼此紧密联结协调运转,产生连动效应。制度创新在于建立秩序,重新确立行为规范,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与行为风险。对于基层政府和社区而言,社会资本现状是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即理顺和保持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之间在社区管理方面的合作关系的基础。这是因为,社会关系网络形态、信任、非正式互惠规范、居民意识等,为创新社会管理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是构建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提升社会治理绩效的基本前提。社会管理创新的广度、深度都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社会管理创新为社会资本运转提供平台和支撑,良好的社会管理体系承载并有助于增进社会信任、完善互惠规范和扩展公民参与网络,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促进自我增强、“自愿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的形成,奠定社会“善治”基础[8]。
社区发展是指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通过一些社会行动过程(比如规划干预)以改变他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状况[9]。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社区发展演变为社区建设的过程:即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介入社区发展过程、通过制定有关法律和法规、进行社区建设投资、建立和完善社区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等来解决社会问题,完善社会体制与机制,包括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培育社区凝聚力,加强社区组织和体制的建设[10]。但中国开展社区建设的初衷,是希望通过社区来重组城市社会,以适应市场经济,并通过社区的建立和发展来推动中国的基层民主[11]。社区发展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更为紧密。一方面二者均质疑人为的制度设计,而更相信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规则,强调宏观调控下自下而上的社区空间的形成[12];另一方面二者之间相互包含,社会资本关注网络、规范、信任等社会内部的文化机制,强调藉由集体行动和组织行为形成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其间产生的沟通、协调、互惠合作等价值特征是推动社区发展的关键因素[13],同时,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建造是检视社区发展的指针和向标[14],是社区发育的真正内涵,是社区总体营造成功之要素[13]。在社区发展的基础上,以社区空间为平台和载体、以社区组织为纽带、以社区深层文化为行为假设的社区发展将进一步强化社会资本的存量,甚至引起社会资本的转型。因为在社区发展过程中,随着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主导权力不断深化,社区组织之间相互协调合作,社区文化中的公民精神和权责对等意识成为成员行动和言语的共同深层假设。在此基础上,社区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半径逐渐增大,从对社区内部某一个人(如社区领袖、亲朋好友)以及对某一个组织的情感信任转化为对社区内部成员的普遍信任,互惠规范行为也不仅限于社区内部,而是成为一种行为习惯,关注点从对社区内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务拓展到公共政策、社会人文关怀等更高层面。这样一种社会资本转型,将导致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演变。
社会资本是社会管理创新与社区发展之间的重要媒介,基于对社会资本的认识而选择的社会管理创新,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增加,从而促进社区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社区发展的过程将进一步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本,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向更广更深的层次迈进。如此,形成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创新和社区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型(图1)。需要说明的是,社会资本的发展、社会管理创新过程和社区发展过程是自始至终同时进行、相互影响的,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逻辑关系上的划分,并不代表时间先后。
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成立于1992年,地处成都老城区与城市新区的过渡地段,是成都市高新区成立之初,以集中安置征地拆迁农民和老城区低洼棚户区改造的拆迁居民而建设的小区为基础,所设立的第一所街道办事处,目前是成都市高新区政府派出的县处级政府机构。面积2.75km2,总人口6.3万,其中户籍人口2.96万。辖区分为居民生活区和工业园区,其中生活区面积0.98km2,进一步划分为四个社区:正街社区、兴蓉社区、永丰社区和联谊社区(图2)。四个社区分别由若干院落组成。肖家河街道社会管理体制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目前形成了以街道居委会为主体的多元混合式社会管理体制。众多院落根据管理方式的不同,分为自管院落、物管院落、单位院落和业委会管理院落。由于居民构成比较复杂,肖家河街道是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典型的政府基层社会管理单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方式,在这里面临着严峻挑战,急需进行社会管理创新。
肖家河街道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自2009年开始试验推行以“三驾马车”为核心的“三驾马车、三大平台、四有保障”的院落自治体系。“三驾马车”即院落党支部、院落居民自治委员会和院落议事会。“三驾马车”以院落党支部为龙头,院落党组织负责人为议事会的召集人;在院落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下,院落议事会为院落的决策监督机构,对议题进行议决,对院委会工作进行监督;院委会则是院落自治事务的执行机构,负责执行院落议事会的决定,并协助社区对院落的服务和管理职能。其中院委会成员由院落居民按一户一票的办法,采取民主方式选举产生。到2013年6月底为止,所有的自管院落和部分物管院落成立了“三驾马车”的院落自治组织架构。在组织架构之外,同时建立起保障院落自治运行的“三大平台”:一是院落问题分析会,经院落党支部(小组)提议,由院委会负责召集党组织与议事会成员参加,收集、讨论和解决院落民生、院落整治等事项,对于院落解决不了的事项经表决通过后,由院委会主任上报社区居委会每周三定期召开的“社区问题分析会”协调解决。二是“社区论坛”,将社区的重大事务和涉及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按照“民主提案、民主议案、民主听证、民主表决、民主监督”的程序决策实施。三是在社区建立了“民主问政系统”,居民代表一户一卡,可手写、可语音,运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兼顾收集社情民意和足不出院表决重大事项的双重需求。“四有保障”主要是指从街道层面,按照“有制度,有组织,有授权、有场地”的思路,保障院落自治制度能够合理合法且有序的开展。
自2010年在街道全面推行院落自治以来,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首先是院落环境得到改善。院落自治制度建立起来以后,肖家河街道主要通过院落环境改善推进院落自治的落实。具体做法是,每个院落由院委会牵头,由居民投票表决是否开展院落环境整治以及整治的主要内容,并参与整治过程。在各院落自治过程中,根据各院落的需要进行了院落公共开敞空间改造、楼宇建筑外貌整治、停车位的划分与统一管理。同时以院落为单位雇佣保洁人员进行院内卫生维护,重新设计和摆置了绿化植物,使院落环境整洁美观。其次是社区治安明显好转。肖家河街道居民多为农转非与城市拆迁户,院落居民纠纷频繁出现。同时该区域有大量外来人口租房居住,多个院落都属于案件高发区域。实行院落自治之后,一方面每个院落都实现了摄像监控,雇佣了门卫,对院落出入进行登记,为院落居民提供了安全保障。另一方面,院落自治机构能够快速高效地解决居民生活中的多数问题、调解纠纷,从根源上铲除案件发生的源头,做到了“小事不出院落,难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实行院落自治之后,肖家河街道年度案件数量逐年下降,2011年比2010年下降40%,2012年比2011年下降18.6%,2013年上半年比2012年同期下降19.4%,基本杜绝了重大、恶性案件的发生。第三,更重要的是,在实施自治过程中,发现了一批院落里的热心人。居民在商讨各项事务的过程中,懂得合理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与义务,逐渐建立起社区主人翁精神,居民对院落自治的认可与参与度不断提高。以对社区居民抽样问卷调查中居民对院落自治的必要性的评价为例,83.1%的调查对象对院落自治工作的必要性表示认同,82.9%的调查对象认为院落自治与自己的生活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数据来源:肖家河街道院落自治居民满意度调查,有效问卷637份)。这些调查结果都说明院落自治工作深入人心。
肖家河街道的院落自治,虽然采取的依然是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模式,但由于根植于地方独特的物质空间及相应的邻里关系网络之上,因此得以顺利开展。随着院落自治的推行,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得到加强,社会资本进一步培育,成为推动社区发展的后续动力来源。
肖家河街道院落自治的推行得益于这一地区原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大,首先表现为是由熟人社会构成的较小的封闭的人际关系网络。其次,具有地方特色的休闲行为习惯和公共生活空间。由于历史原因,肖家河街道的社区由大小不等的院落组成。这是因为在安置高新区最早被征地拆迁的农民时,是依照原有的村社建制进行集中安置的,基本上同一个生产队的成员安置在一个院落中。后来,城市拆迁居民也按照原来居住地的街巷格局,分别安置在不同院落中。单位家属区和近年新建的门禁式商品房小区也都用围墙明确界定自己的管辖空间范围,因此,肖家河街道的空间形态呈现出非常明显以院落为基本空间单元的构成方式,院落间多以围墙和小巷而隔,而且规模以100户以下的小型院落为主(图3)。其次,受独特的历史文化、气候条件的影响,成都市民喜欢室外活动,聊天喝茶打麻将是早已为全国人民所熟知的生活习惯,也是成都市民的公共生活方式。肖家河街道虽然建筑密度高,公共开敞空间不充足,但密布在各个院落之间的街巷成为居民开展公共生活的主要空间载体。这里既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的各种必需品,也是休闲娱乐场所,增加了居民之间的见面机会,促进了居民之间的交往。这种小型的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的同质的熟人关系网络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交往密度高,了解程度深,信息集散快,互相监督强。也就是说,肖家河街道的各个社区,不同于一般的城市社区,固有的社会资本较高,所以,在政府引导下的“三驾马车”的结构能够顺利的建构起来并形成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并发挥有效作用。
随着肖家河街道院落自治的开展,通过“三驾马车”为核心的自治结构的形成和“三大平台”为代表的保障机制的建立,提高了居民参与的民主意识和主体权力责任平等的意识,对于社区的社会资本来说,都是极大的提升和积累。“三驾马车”选举本身就是居民参与社区基层民主的最好践行方式。通过院委会的选举过程,让居民对自己所在环境的事务和信任的人有充分的选择权利,同时,个人选择和未来要承担的后果是是直接相关的,由此确立了主体和权力责任平等观念。选举之外,三大平台——“院落问题分析会”、“社区论坛”和“民主问政”等参政议政方式将非正式、临时的人际关系网络定格为定期的、固化的意见表达渠道和沟通交流平台,不仅增加了关系网络中各个主体的交往机会,还扩大了网络的规模和密度,加快了信息的集散、传播以及可验证的真实性和可利用的即时效益。这些措施为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了途径。为进行验证,我们参考社会资本测量的有关文献,对肖家河街道社会资本变化进行了初步调查,即在居民满意度调查问卷中,设计了相关题目。统计结果表明肖家河街道社区的社会资本呈现上升趋势(表2)。
通过院落自治,基本理清了政府与居民之间在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关系,改变了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社区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社区发展进入良性通道。相关中外文献指出,社区发展的实施离不开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这两个因素也恰恰是中国社区发展的软肋[15]。目前肖家河街道的院落自治已经实行了4年,发生在社区居民和社区生活中的变化有目共睹,一些更为积极的现象正在出现。首先表现为由政府主导的院落自治,通过社区居民自治意识的提高,已经转化为居民自觉的自治行动,比如有的院落居民委员会在院落环境得到改善后,自行制订了院落居民公约,维护院落环境质量,倡导邻里之间互相关爱、互相帮助。其次,社区社会组织开始发育,在名为“爱有戏”的NGO的帮助下,肖家河街道已经成立了6个由社区居民根据自愿原则组成的社区社会组织,涵盖文艺活动、志愿者服务、老年人服务、糖尿病人帮扶等内容。这些现象虽然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社区发展的希望。这是因为,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信任和互惠规范,有助于社区居民结成社群,形成非物质层面的公共空间——社会组织,如文化团体、志愿团体。在提高社区互帮互助内生力量的同时,满足居民的精神追求,丰富社区文化内涵。同时帮助建立居民社区意识、公民意识,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促进人和社区的全面发展。可以预期,广泛的、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活动打破了家庭格局和单位限制,促成陌生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长此以往,居民的关系网络将打破院落、社区甚至街道范围,建立起基于共同目的、爱好、性格等主动因素而形成的开放式、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同时,通过人际关系网络的联通,组织之间的联系有望建立,包括辖区所有社区的所有院落“三驾马车”组织体系和居民团体之间竞争、合作、经验分享、资源共享等关系的建立。同时,社会组织的多样化和竞争性也会形成相互的监督和合作,防止社区自治中出现多数人暴力、群体疯狂的倾向。社区资本集中表现为对代表民意的、合理的制度的敬畏和习惯,对于人和人之间契约和诚信的严格遵守,对个人自身行为标准和道德尺度要求的提高。这正是我们对公民社会的期待。
正像西方经济理论中论述的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很难发生一样,完全资本市场形成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也很难满足。为了弄清楚不完全资本市场,首先应该知道完全资本市场是什么样子的。经济学家托宾认为,对资本流动没有约束的市场就是完全资本市场。法博齐和莫迪利安尼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买卖双方的数量都非常大,并且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所占的份额相对于整个市场而言都小得多,其结果就是所有的单个市场参与者都不能影响市场价格,市场参与者进入市场时就不会有交易成本和阻碍商品供求的障碍。爱德华·S·肖认为,资本市场完全就意味着资本市场上的实际利率很高,有组织的利率与场外利率差别很小。由此可以看出,完全的资本市场意味着资本市场上资本的供给者与资本的需求者都是利率的接受者,资本流动中不存在障碍,投资者的风险为中性。但事实上由于经济结构等原因,很多企业和居民户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本市场之外,上述的完全资本市场得以形成的条件并不存在。在我国市场经济推进的同时,国有和非国有产权的经济主体在资源占有、政策待遇以及所拥有的市场权力等多方面还存在着差别,这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经济结构的割裂促使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不可能形成。穷人出于谨慎动机所形成的短期储蓄根本无法形成资本积累,养老金对于穷人而言有储蓄的需求但根本没有办法进入金融市场。这种穷与富的差别使得拥有不同财富的人进入资本市场的权利不同,从而使其进一步积累财富的机会和能力也有很大不同,这些人在资本市场上拥有的信息也不同。
随着经济发展,养老保险基金的数量在增长,作为一个机构投资者介入资本市场虽说是一个新话题,但越来越引起更多国家的重视,但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全,养老金安全、高效地介入资本市场过程中,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不同制度设计的国家面对的难度还不能一概而论。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外在养老保险与不完全资本市场关系方面虽然从理论层面进行了研究但一直不是很深入。大多数人坚持资本市场不完全是养老保险存在的基本原因。但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养老保险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认为当养老保险涉及储蓄和投资时就要特别注意资本市场是否安全。戴维斯就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研究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全情况下,由于资本流动性约束的影响使得消费者的终生消费路径与没有资本流动性约束情况下有很大不同。原因在于:流动性约束限制了个人自由贷款的可能性;养老金的非流动性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使得个人储蓄不会对等减少;相同数量的资本的未来消费收益很大时会提高个人的总储蓄。阿萨德拉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认为现收现付制向完全基金制的转移可能造成贫困陷阱,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成本不仅使当代人的生命周期收入减少,还会通过馈赠变量影响下一代。博迪1990年也提出,养老金发展是促进资本市场扩张的重要因素,资本市场的扩张直接会促进金融创新。霍茨曼在智利养老金市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方面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养老金对资市场场的流动性以及竞争程度有绝对深远的影响。沃尔克研究认为,养老金通过以下几方面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金融市场一体化;减少交易成本;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增加储蓄等。
国内关于不完全资本市场与养老保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并不深入,其间虽然还未明确提出不完全资本市场条件下到底应该实施何种养老保险制度,但很多学者在资本市场的成熟度的重要性与养老保险制度的关系方面达成了共识。由于智利养老金制度的成功转轨时间还比较短,由此做出完全基金与资本市场的成熟度之间关系的结论还为时尚早,所以智利养老保险金的运营模式不能复制到中国来。大多数学者认为基金制的养老保险需要一个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为其提供多样化的投资工具和较高的投资管理支持以保障其较高水平的投资回报。一般认为,无论任何国家,资本市场都不可能是完全的,资本积累的增加应该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并非养老保险的转型导致。养老保险的目的也不在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对于养老保险的意义在于,当资本积累的边际产出高于工资增长率时,参加养老保险的消费者的福利状况得到改善。
20世纪70年代以前多数国家采取的还是现收现付制度,养老保险基金对资本市场的投资额不大,投资收益也不高。由于这时期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失业率低且人口老龄化程度也低,国家并没有感到支付养老金的财政压力,所以养老保险基金的资本化运营没有受到重视。资金运用的方式也主要限于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银行。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养老保险基金急需增值的愿望,通过投资获得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是诸多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养老保险纷纷向基金转型,主要出现两种投资趋势:一是证券市场;二是海外投资。养老金介入金融市场后,其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话题。研究认为,养老金介入资本市场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
(1)扩大资本市场规模。主要表现在金融中介可以将公众的零散资金进行集中并投资于资本市场,为扩大市场交易提供资金支持。
(2)强化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选择安全性好、投资收益高、投资期长的投资方向是资本的本性,养老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
(3)引导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包括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养老保险基金的形成可以引导金融产品的创新。养老保险计划应该具有经常性支付的特点,这需要开发包括收益稳定的套期保值类的新的金融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以美国为例,随着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的颁布,零利率债券、有抵押支持的债券、指数期货和期权以及保证收入合同等金融产品逐渐被创造出来。
(4)促进市场效率的提高。养老保险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能够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投资者可以进行基金参与和改进公司的治理。
(1)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机构投资者的短期行为会增加资本市场的易变性。一般情况下养老金多作为稳健的长期机构投资者出现,但偶尔也会产生短期行为。由于养老基金的规模庞大,一旦出现投机行为就会影响到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在缺乏弹性的资本市场中,作为机构投资者的养老基金的一个大的买盘或者卖盘就会造成资本市场的过度需求或者过度供给,增加资本市场的易变性。
(2)巨额养老保险基金增强了资本市场的压力。随着养老基金规模的增大,当其积累额超过的市场吸收能力时就会导致整个资本市场的回报率下降,养老基金的回报率也随之下降。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事业发展迅速。各个国家先后采取了不同的运行模式:英国实施了福利国家模式;美、日、韩、德实行了投保互助模式;新加坡实行了强制储蓄模式;中国以及东欧国家实行了国家退休保险模式。
1.福利国家模式。该模式以英国和瑞典为代表,按照普遍性原则,以收入均等化、就业充分化、福利普遍化和福利设施体系化为目标而设置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保险模式以1942年英国颁布的《贝弗里奇》报告为标志,提出了为每个公民提供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补助、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补助、妇女福利以及失业救济等7个方面的社会保障。福利国家的保险模式的主要特征有:所有人按照统一标准享受保险给付;国家强制所有劳动者参加养老保险;保险的种类由单一险转向综合险。相对更加安全的全民保障的安全网络得以建立。
2.投保互助模式。这是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家实行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该保险制度的特点在于:保险对象不仅涉及工薪劳动者而且涉及未在职的普通公民;雇主缴纳的保险费比例要高于或者等于雇员交纳的比例;养老金分为普通养老金、雇员养老金和企业补充养老金等三个层次。该种模式的养老金的优点在于:养老金的资金来源相对丰富;社会覆盖面更广;基金管理更加科学;缴费和受益挂钩从而保障了公平和效率。互养老金在二战后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3.国家保险模式。该模式的特点在于,受惠对象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劳动者;国家不向劳动者本人征收任何形式的保险费,保险费全部由劳动者工作的单位负责。
4.强制储蓄模式。保险金全部来自于企业和劳动者的缴纳,国家财政不进行任何补助。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就是一种强制储蓄的制度,国家对公积金不收税。公积金的缴费率随经济的波动而变化,在经济衰退、企业发生困难时公积金的缴费率降低。为保障公积金德安全性,国家规定公积金的投资工具主要是政府债券。
西方国家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细微差别,但从管理主体角度可以区分为政府管理与非政府管理两种模式,各自在运作模式上存在着不同。
1.政府管理模式。政府管理是指政府有关机构直接参与养老金从收到支的各种具体事务,这取决于政府的功能定位以及能力和工作效率。政府管理基金存在诸多好处:通过收入再分配功能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从而更能体现社会公平;政府通过数量巨大的养老基金进行宏观调控;政府恪守谨慎原则可以防止个人在选择投资工具中的不理智行为。这种模式也存在很多问题:政府容易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基金成员的利益出发管理基金;基金用于购买国债使投资收益不能很好地反映资金价格。
2.非政府组织模式。无论是盈利性的还是非盈利性的非政府组织管理基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述政府管理模式的缺陷,以便更大程度上保障养老基金积累最大化。非政府组织模式包括以下三类:(1)保险公司和银行。该方式一般适用于职业年金和个人退休储蓄账户的管理。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参与养老基金的管理,但养老基金财产要与保险公司财产分开。除了保险公司外,银行也可以管理个人退休储蓄账户,养老金账户的缴费和收益在退休前享受免税优惠。(2)养老金管理公司。养老基金委托给专门的基金公司运作,公司将养老基金直接投资于市场提供的金融工具。基金成员有权利将其账户在不同的基金公司之间进行转移。基金质量主要取决于有关管理公司的法律监督体系。基金管理公司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公司,所以母公司的任何问题都会影响到养老基金的运行质量,出现问题时基金成员只能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在不同的基金公司间转移其账户来规避风险。(3)基金会。这种模式中,一般由雇主、雇员等利益相关主体的代表组成董事会对基金行使最高决策权。基金的资产与发起人的资产相分离,通过各种契约型安排对基金进行管理和运营。基金会一般运用银行、保险公司或者共同基金等对基金进行专门管理,并授予这些管理中介以很大的决策权,同时通过一定的监督手段对这些中介的行为进行约束,以充分保障基金的安全性。董事会一般不强行规定中介对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等具体内容,着重于引导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正确性。
根据金融学理论,资本市场是指证券融资和经营一年以上中长期资金借贷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等。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没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也没有完善的银行体系。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这一市场要素无法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我国只有资金概念没有资本概念。1981年我国发行48.66亿的国库券才标志着资本市场的起步。1985年开始实行“拨改贷”,银行开始涉足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中长期信贷成为我国资本市场融资的主要方式。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股票债券等融资工具的出现使资本市场的规模日益扩大。虽然各方面都在迅速发展,但很多方面还充分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还是不完全的,这包括利率非市场化、交易工具落后、监管不得力、交易规则不健全等。造成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全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体制不完全、市场结构不完全、市场功能不完全、监管不完全和交易主体不完全等。诸多问题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影响:一是存贷款利差偏高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存贷款利差呈现稳定上升趋势。按照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这种较高的存贷差直接造成30%甚至更多的家庭不发生消费信贷。在目前资本市场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我国绝大多数居民的投资渠道非常有限,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资产存在形式。二是间接融资比例偏高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存款型金融机构的垄断和存款型金融机构中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直接造成社会资金流动不畅,居民户的储蓄主要聚集在银行体系,在整个金融市场中来自银行的间接融资的比例过高,有关资料显示,银行信贷占到信贷总额的90%以上,国有银行占到70%以上。形成储蓄存款居高不下的原因也是很多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储蓄缺乏投资渠道和谨慎性消费习惯。
资本市场的不完全延缓了我国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进程。面对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金介入金融市场在没有合适的金融工具条件下,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又不能脱离开养老保险的传统管理制度,国家在养老金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寅吃卯粮”的做法如果不连续只能给国家的养老保险职业铸成大患。整体而言,我国养老保险的管理体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的承担主体虚化。隐性债务是相对于显性债务而言的,是指现收现付制度下的保险金缴纳者在未来某个时期需要获得的养老金收益。如果养老金制度是可持续的并且传统养老金制度是不变更的,则上代人需要获得的养老金收益就可以通过下代人的缴费获得,并且以此顺延。但出于转轨经济背景下我国很多制度层面是不健全的,我国的保险制度也在进行着改革,新制度的出台使得原先的现收现付的保险金制度不能再传承下去,上代人的养老受益的兑现就成为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国家的隐性负债,“老人”(已经退休的马上就需要领取养老金的人)和“中人”(已经参加工作的正在缴付养老金且在未来需要享受养老保险收益的人)的隐性债务于是就被显性化。所以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需要承担较高的转轨成本,这个成本包括三部分:“老人”的养老金的给付;“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的给付;物价水平变化需要增发的养老金差额。这个转轨成本自然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因为“老人”和“中人”已经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是通过对劳动者劳动报酬事先扣除的方式交给了国家并且国家已经将其投资和固化在国有资产当中。但国家并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笔庞大的债务,而是通过收入代际转移的方式将其转移给下一代。年轻一代能否承担这样繁重的债务还未可知。所以至少在短期内转轨成本的承担主体虚化了。
2.空账管理和保险覆盖面狭窄。在国家无力承担如上所述庞大转轨成本的情况下,国家在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只能不断透支个人账户中的养老保险金以支付“老人”的养老保险费,个人账户由此变为空账。“中人”虽然每年将自己的保险费打人自己的账户,但又不断地被提走,“中人”的账户总是一个空账户,在养老保险不能得到合理增值条件下,“老人”不断将“中人”的养老金提走,当“中人”变为“老人”并且需要从自己的账户中提取养老金的时候导致其并不能得到预期的收益,空账户累加的本质在于国家负债的增加,当国家对累加的负债不堪重负的时候自然会引发养老保险体制的崩溃。空账户不断累积叠加将会危及养老保险制度的安全。企业拖欠、逃避和拒绝缴纳保险费、私有和乡镇等非国有性质的企业参与养老保险缴费的积极性较低等多种原因导致保险范围狭窄。社会保险不仅体现在老有所养,还要体现互济性特点,“寅吃卯粮”的做法只能说是在很低的层次上实现了互济性。由于保险基金不能有效地保值增值和扩大规模,其覆盖面扩大的进程难以铺开,最终会导致收入高的老人获得相对高水平的养老金,而收入水平较低的老年人仍然不能得到较好的保障,这种社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自我保险,社会保险很难实现层次上的提高。
3.退休年龄偏低。我国现行的男60岁女55岁的制度规定是在经济不发达、居民预期寿命较短的20世纪50年代推出的政策,随着居民平均年龄寿命的增高,居民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也在逐渐增长,低退休年龄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有后移的趋势。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普遍较我国高(如表2)。不但如此,目前全世界一共有165个国家对享受养老金的退休年龄做了具体规定。丹麦、冰岛和挪威的退休年龄最高,男女都是67岁。斯威士兰、赞比亚、科威特等国最低,男女都在50岁退休。据统计,全世界男性平均退休年龄约为60岁,女性约为58岁。其中规定男女相同退休年龄的国家占多数。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低于发达国家。日本也将退休年龄从60岁后延到65岁,英国人的退休年龄将从现在的男65岁、女60岁,逐步提高至2044年男女都68岁。据测算,如果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65岁,退休金的支付总额可以减少50%。美国的退休年龄正从65岁向70岁推延,美国采取种种措施鼓励人们尽可能推迟退休。如果职工到了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则可在继续工作情况下领取退休金,也可选择不领退休金继续工作到70岁,在这种情况下,每多工作一年,退休金就会提高约7%。德国在2003年出台了2010社会福利改革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从2011年起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推迟到67岁,并提出了包括降低养老金标准、提高养老保险保费等一揽子应对老龄化冲击的解决方案。法国从2008年起,雇员只有付满40年保费才能全额获得退休养老金,到2012年这个期限将延长到41年,而在65岁前退休的人将不能领取正常的退休金。澳洲和意大利对容纳大龄员工工作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新加坡为了满足老年人“退休之后继续工作”的要求,近来正在酝酿出台“反年龄歧视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有待提高。这对减缓我国的社会养老财政负担是一个重要举措。
与其它投资基金的托管业务相比较,养老保险基金的托管业务没有本质差别。银行作为养老基金的托管人在经营养老基金的过程中应该将安全性放在第一位,要安全保管基金的全部资产,包括委托人委托的全部资金、基金投资购买的全部债券、股票以及由这些不同形式的资产所产生的资本利得或其他形式的收益。其次要负责基金投资的结算和对托管基金投资运作负责监督。现代商业银行业务的拓宽使其中间业务能够有很大空间成为银行收益的主要来源。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基金数额的增长,使银行托管养老金业务成为商业银行客观的收入来源。商业银行参与养老保险金的管理不一定会伴随高风险,原因在于银行经营风险的高低不在于经营项目,而在于管理技术、管理制度以及资金在不同项目上的投资组合状况。不但如此,银行介入保险基金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银行的中间业务,不但没有提高其风险反而使其风险降低。所以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优势满足了养老金的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的要求。
首先是企业采购物资的数量没有结合实际的需求量,企业为了将自身的资金容量扩大,盲目的购买物资,导致占用过多的资金,造成物资的堆压;其次,采购的物资单价过高,渠道不足。很多企业都有明文规定,大部分企业需要的物资都是从指定的材料厂进行采购,但是部分材料厂的物资的价格存在虚高问题;最后,专项采购人员不具备强力的专业素质,对于采购认识不足,没能及时的熟悉企业所需要的新产品、新技术,对于产品的质量更是缺乏判断力,从而导致资金大量的浪费在产品采购质量之上。
采购,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企业为了确保能够正常的运转而需要购入必要的消耗品以及设备、设施的一个总称,也是企业中成本有效控制的重要因素。不论是企业的管理层还是财务、物资有关部门,对于物资采购都应该拥有非常敏感的风险意识。这不仅仅是因为采购会影响整个企业的生产成本,更多的是因为有可能部分人员会形成欺诈行为,所以在企业的采购当中需要控制物资的价格。
其一,由企业的技术部门通过生产的需要来制定出维修用的物资计划;其二,由企业的材料部门根据生产的总需求以及计划来制定出企业物资的采购计划。而采购计划的制定,对于物资采购成本的一种预测与估计,也是对于整个采购所需要使用资金的一种规划。采购计划不仅是对资金需要进行合理的分发与配置,还要制定出相关的使用标准,以便能够随时的掌控与检测采购资金的使用,确保资金能够在允许的范围内浮动。只有有了物资采购计划来进行约束,才能够有效的提高资金使用率,优化管理配置,快速的查找出资金使用中的例外情况,从而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
物资市场供求关系的外部环境对采购策略的制定、采购计划的实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采购环境的充分、有效的利用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了解市场的实际情况、了解采购市场的基本行情、抓住市场采购信息。企业需要建立出相应的市场信息机制,例如:建立出企业重要物资的供应商数据库,一边随时的查询,以及相应的品类、性能以及其他有关物资信息,并对物资进行随时的调查与跟踪,然后在进行价格、质量等有关综合评价。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很多的企业都能在互联网上设立了相应的产品专栏,将市场商品的价格透明化,让需要进行物资采购的企业了解到产品相应的价格、质量等相关情况。通过网络信息的利用,建立出价格档案,定期收集有关的供应价格信息,分析、评价现有的价格水平,并对归档的价格档案进行及时的评价和更新,也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采购成本。
物资部门需要将供应商的信息录入电脑当中,再经过加工处理,对供应商的产品价格、质量,售后服务中的水平、质量保障等进行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