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项目PPP项目是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在某些领域，比如公共服务或者基础设施，以单个项目为基础，形成的合作模式。在具体合作中，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和建设等大部分工作，通过政府付费以及使用者付费，获得相应的回报。在合作中，政府主要负责监督管理，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使得财政压力增加。通过和社会资本的合作运营，发挥其资源优势，能够缓解各类经济管理问题，提高政府的服务能力。在2014年中国政府决定力推PPP模式，来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应对财政收入紧张，保证财政管理的合规性。

　　社会资本要素具体包括信任和互惠规范等，是治理地方政府扭曲关系的重要资源。简单来说，信任是存在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之间对彼此规范和合作行为的预期，也是一种期待以及承诺。处于网络节点的地方政府，按照信任规则行事，对克服扭曲关系，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形成诚信合作体系。互惠规范是社会主体交往中，通过自发形成的，是社会资本运行的一种产物，能够增强参与者的信任度，促使政府之间的多方共赢。地方政府之间社会资本的形成，表明地方政府之间有了共同的期许和理解，具体体现在经济目标和愿景等方面，起到协调政府行动的作用，保障政府最优经济绩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政府经济管理实际情况来说，面临着财政收入紧张的难题，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以及公共服务的开展，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撑，因此需要引入社会资本，来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缓解和改善现存的问题，进而提高政府经济管理水平。现阶段，制造业化解产能过剩以及房地产业去库存发展过程中，为了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始终是重要抓手。经过几年发展，政府已经构建了和社会资本合作运营的系统，包括操作流程和管理规范等，充分得认识到规范PPP可以控制地方债务。不过从具体运营情况来说，PPP项目库中存在不规范项目。地方政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融资冲动，在经济建设任务中，过度使用PPP，超过财政承受能力限制范围使用PPP。甚至部分地方政府将某些不适合的项目做成PPP项目，使得付费类PPP项目中，社会资本仅仅是针对前段的工程利润，不涉及后期运营。从监管部门的态度来看，未来PPP将会继续推进，但速度会有所下降。

　　在政府经济管理中，社会资本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从当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运营模式应用实际情况来说，由于立法层级效力低下，引发了系列问题，需要立法机关加快制定适用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相关法律，促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更加的法律化以及程序化。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指导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bd半岛体育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使其上升到法律层面，解决现行法律的不适用性，解决地方性法规冲突问题，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的良好合作。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要从社会资本持有人的利益角度出发，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正确看待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关系，完善安全退出机制，完善信息披露程序。

　　从政府经济管理实际需求来说，加强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对控制地方债务以及推进各项公共事业，有着积极的作用。不过从当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实际情况来说，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基于此，要加快公私合营项目立法进程。在立法时，要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政府的实际情况，完善法律保障体系。形成以宪法为纲要，以政府、社会资本合作运营的专门立法为主体，以相关立法为补充，结合地方性法律法规，依据为工作指导，科学合理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具体工作中，完善法律内容以及法律体系，确保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安全开展，充分发挥社会资本以及政府的功能作用，提升公共事业服务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质量，更好的服务群众。

　　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运营，存在着较大的风险，贯穿于项目运营的全过程。基于此，需要强化风险管控力度。以PPP项目采购阶段为例，金融机构在融资阶段面临着贷款回收风险;社会资本考虑到资本退出风险，不敢轻易的介入;特许经营公司面临着各类风险，比如债权虚置风险。对于上述风险的管控，政府要从投融资和设计等全过程，做好对社会资本的综合评价，优选合作伙伴，减轻政府债务压力，保证项目顺利运用。同样社会资本方要选择具有强能力的政府方来合作。完善资本退出渠道，调动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进而实现资金价值。

　　综上所述，在政府经济管理中，社会资本的参与，对减轻政府债务压力，落实各项职能任务，有着积极的作用。不过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实际情况来说，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完善法律法规。在具体合作中，要做好风险管控。

　　［1］王一卒．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问题与出路［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6(04):11－13．

　　经济资本管理作为商业银行先进管理工具，在落实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加强商业银行内部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银行业普遍关注和探索“资本节约要精”的工作模式和思路，经营计划管理逐步实现“管规模”向“管资本”的转变。信贷业务经营管理中，通过核定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增量来控制信贷投放规模，经济资本成为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投放量的决定性因素。

　　信用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基于非预期损失模型。非预期损失模型以内部评级结果为基础，在资产组合损失服从β分布的假设下，按照以下公式计算一定置信水平下对公债项(零售分池)的经济资本占用。EC=CM×ULP其中ULP为全行资产组合的非预期损失，通过单笔债项(零售分池)的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D、违约风险暴露EAD、违约相关性系数ρij计算得出;CM为经济资本乘数，与确定的置信水平相对应。

　　从经济资本计量方案分析，影响对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的主要参数包括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等，违约概率及违约损失率与经济资本占用成正相关，违约风险暴露则因对应不同的客户及产品类型等因素而不同。1．违约概率(PD)。影响PD的主要因速是信贷客户的信用等级。同等条件下，信用评级越高，违约概率越低。当客户信用评级到期失效或未评级，系统计算经济资本时，默认评级结果为14级。风险组合管理系统中，在对经济资本进行快速计算时，只要选择信用等级，相应的违约概率系统会自动显示。假设某客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时的信用评级为7级，对应的违约概率(PD)值为0．9%，若其评级到期后未及时续评，系统默认为14级，对应的PD值上升至5．71%，是原来的6．34倍。2．违约损失率(D)。影响D的主要因素有信贷客户的行业、规模、合同期限、担保方式和产品。针对单个信贷客户办理具体业务时，D的大小取决于担保方式的选择，实际操作过程中因违约损失率造成经济资本占用增加的原因。一是保证人信用评级到期未及时续评，导致失效。采取保证方式的业务，若保证人的信用评级在债项有效期内已失效，系统默认为14级，评级结果低估导致多占用经济资本;二是CLPM系统中保证金账户余额低于实际数;三是押品系统与组合风险管理系统中债项的担保方式和抵质押物价值不一致。在押品系统录入担保物时，担保品类别等关键要素录入错误，与组合风险管理系统中选择的担保类型不一致，导致部分经济资本占用增加。3．违约风险暴露(EAD)。影响EAD的主要因素是产品的信贷风险转换系数，业务期限长短对经济资本的占用影响较大。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EAD提高一倍，经济资本也增加约一倍。综上所述，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D)以及违约风险暴露(EAD)三个参数是影响信用风险计量的最基本关键bd半岛体育。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影响经济资本的因素有信用评级、风险缓释、贷款承诺，以上因素与经济资本的影响关系如下:信用评级:客户的信用评级越高，违约概率越低，经济资本占用越低。在评级推翻率有约束的情况下，可以探索妥善安排客户评级向上推翻的最优路径，使经济资本占用最小。风险缓释:对于信贷客户，银行可采取房地产抵押、应收账款质押、其他企业担保、信用方式等多种风险缓释措施，相比之下信用方式的违约损失率和经济资本占用高于其他方式。在利差逐渐收窄的情况下，信用方式所需的经济资本占用会给经营造成较大压力。贷款承诺:即贷款的已承诺未发放部分，根据贷款期限和客户提款时间点的不同，一年以上的贷款承诺会造成更高的违约风险暴露和经济资本占用。在明确约定客户在贷款期间的提款计划的情况下，可以减少风险暴露、节约经济资本。

　　1．信贷客户评级失效或不及时，导致经济资本浪费。经济资本计量方案规定，除不要求客户评级外，其他无信用评级客户在经济资本计量中以信用等级14级客户对应的违约概率(PD)进行计算。因此在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相同的情况下，客户信用评级越高，经济资本占用越低。2．信贷客户保证人评级失效，导致经济资本低效占用。经济资本计量方案规定，若保证人的信用等级高于借款人，可按照保证人评级计量经济资本。反之，则要按低于实际评级计量经济资本。因此对同一客户同一债项，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借款人评级失效前评级高于14级，保证人评级失效就会导致经济资本占用更高。3．押品重估不及时，未及时反映押品价值升值，虚增经济资本占用。按计量规则，债项担保价值越高，违约损失率(D)越低，反之则高。由于经济资本占用与违约损失率呈正相关关系，从单一客户的角度看，及时客观反映押品升值，可以有效地降低资产的预期损失，从而减少经济资本占用。4．保函业务到期未及时注销，导致经济资本无效占用。根据经济资本计量规则，因贷后管理存在不足，未能及时按规定注销到期保函业务、部分保函业务主合同未明确保函到期日，经办机构无法取得保函正本及保函失效声明，无法及时对保函进行合规注销等因素，使得非融资性保函到期后如未注销，仍将占用经济资本。5．违约风险暴露(EAD)业务分类不准确，影响经济资本占用计量的准确性．计量方案对公司类信贷业务和零售类信贷业务违约风险暴露(EAD)计量规则不同，违约风险暴露(EAD)在对公信贷业务和零售信贷业务的分类正确性将对债项经济资本占用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1．强化资本意识，提高资本使用效率。资本约束对银行经营的限制，要求银行必须不断提高资本的运用效率，在相同的资本规模条件下，追求更高的收益目标。在业务经营过程中，不仅要平衡收益和风险，还要增强资本意识，尽量降低资本的消耗。在资本占用相同的情况下，选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指标更大的行业、客户或产品开展业务会获得更高的回报;在利润相同的情况下，选择该指标更大的行业、客户或产品，则会消耗更少的资本。2．加强精细化管理，降低资本占用率。银行业务管理部门应重视信用风险经济资本的精细化管理，要督导经办机构及时做好客户信用等级初评和续评工作，确保授信存续期间信贷客户及保证人信用评级的连续性。同时，信贷业务客户经理应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严守合规底线，紧密围绕客户信用等级核心定义和评级指引的相关要求，对于发现风险苗头的客户应及时进行客户评级重检，避免高信用等级客户直接违约，造成经济资本追加惩罚。3．树立“风险管理创造价值”理念，做好风险、收益、资本三者平衡。资本是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业务经营的硬约束。随着监管趋严，银行业面临的资本压力进一步增大，因此要深刻理解资本的稀缺性、资本节约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通过培训和宣讲，传导监管政策导向，促使各层级、各条线在业务经营、风险管理中贯彻资本集约化理念，进而发挥好经济资本在资源配置、客户选择、风险定价和绩效考核等领域的作用，实现风险、收益、资本三者有效平衡。

　　［1］王均．基于经济资本的城市商业银行绩效考核体系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0

　　［2］吴井华．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经济资本配置模式改进研究［D］．吉林大学，2013

　　2007年，因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不仅造成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雷曼兄弟倒闭、美林公司被收购，而且导致全球金融机构损失惨重，世界经济步入衰退。针对危机带来的教训，商业银行更加意识到必须转变传统的粗放型业务经营模式，只有把资本约束、风险管理、资本回报等要素有机融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应对内外部各种挑战。在此背景下，许多研究学者已经对经济资本管理引入商业银行的优点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体现在表1几点。

　　从商业银行角度看，基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和交通银行六大国有银行2021年三季度报告，在贷款占总资产比重方面，六大行均在50%以上，建设银行更是已经超过了60%；在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方面，邮储银行达到84.28%，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维持在70%左右，交通银行也达到了59.63%。可以说，信贷业务是银行占比最大的资产和最主要创收增效的资产。从社会角度来看，一方面，我国目前仍然是以银行业贷款为核心、间接融资为主的社会融资模式，银行贷款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人民银行在《2021年9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指出，2021年1-9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1.2%，同比提升1.1%。另一方面，信贷业务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密切，从2017年-2021年9月末数据可看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速，2017年-2019年信贷增长一般为经济增速的1.5倍-2倍，2020年和2021年的贷款和GDP的年均复合增长情况也满足这一比例。综上所述，信贷业务发展不仅关乎一家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也关乎整个银行业的稳定发展。但是，信贷业务扩张缺乏必要的理性控制也会蕴藏着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说明脱离实体经济、脱离资本约束的业务发展存在巨大的金融风险，银行业务规模扩张必须满足于核心资本充足、资本吸收损失能力强这一前提。在此背景下，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修改了《巴塞尔协议Ⅲ》内容，提出要加大对资本充足率、风险资产覆盖范围等指标的要求，以此进一步提升对信贷增长的约束与管理。我国也开始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在吸收金融危机经验教训和落实《巴塞尔协议Ⅲ》中，我国银行监管部门通过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强化资本支撑能力与资产规模扩张的联系，着力降低各项风险暴露、促进有效激励、发挥经济杠杆作用。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并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因此更需要通过经济资本的有效管理，加强信贷规模稳步增长，进而支撑我国经济稳步前进。总体来看，经济资本管理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优化绩效考核评价。传统的绩效考核方案侧重考核利润指标，而以RAROC和EVA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可以更好地评估资本回报率、预测风险、衡量可创造的经济价值，有利于银行管理者权衡经营风险，转变过度追求业务规模和利润完成的行为。第二，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在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和内部评级法后，商业银行要更加重视如何充分发挥RAROC这一工具在信贷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资本计量方案，为调整信贷组合、优化信贷结构提供决策依据，引导资源向经济资本回报率较高以及重点支持的行业、客户、产品倾斜，从而提高信贷资源利用效率和盈利水平。第三，提升风险监测分析。经济资本配置与调整是全面风险管理功能实现的前提，合理统筹安排经济资本利于有效控制风险，使用RAROC作为风险收益综合分析工具，全面加强风险管理在信贷业务中的运作，通过分析银行在不同区域、行业、客户以及不同业务品种、期限、担保方式等维度上风险的变化情况来开展风险监测和风险预警。

　　在过去信贷规模快速增长阶段，管理者片面追求发展速度，风险资产规模过快扩张，在这种“规模偏好”和“速度情结”的影响下，业务发展模式的惯性思维影响了经济资本管理理念的执行，存在信贷业务发展为主、经济资本管理为辅的现象，经济资本管理理念自上而下层层衰减，未能有效发挥经济资本管理作用。

　　由于信贷业务管理精细化程度不够，实际发生的信贷业务增量、结构、期限、地域等变化与预期的信贷计划之间容易存在较大偏差，信贷业务发展更加难以与经济资本管理匹配和衔接，进而造成经济资本管理对信贷计划管理的指导性和约束性不强，未能充分发挥出资本约束在信贷业务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商业银行在经济资本计划与信贷计划联动管理过程中，未充分发挥经济资本计划的刚性约束作用，在有剩余信贷计划额度但已超经济资本限额的情况下，未能在经济资本限额以内通过盘活存量和优化结构等方式来满足信贷投放的要求。同时，对经济资本限额超限或闲置过多的行为，也未严格按照规章制度采取扣减信贷规模、收回经济资本额度、加收经济资本成本等方式进行处罚。

　　资本是银行昂贵和稀缺的经济资源，在经济结构转型、银行资本约束压力增大的形势下，商业银行难以继续保持规模的快速增长。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商业银行要树立“资本约束、差异配置、价值回报”等核心理念，充分认识资本约束理念的重要性、严肃性和紧迫性，确保资本水平与未来业务发展、风险状况、资本可获得性等相适应，持续加强内源补充能力，提升长效机制建设。要提升经济资本应用广度和深度，将资本与价值的理念嵌入到银行经营管理的每一个流程，在资源分配、业务发展中坚持价值导向，努力提升资本回报水平。要认真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培训，全覆盖，从上至下培训到位，统一思想和理念；分层级，针对商业银行不同层级制定不同的培训内容，提升培训效果；分重点，在不同时期确定相应的培训重点，更利于经济资本管理工作的开展和推进。

　　商业银行要建立资本管理联动业务计划的组合管理机制，完善资本闭环管理，根据资本充足率目标和资本补充情况，确定年度经济资本配置总量，并以年度经济资本配置总量为约束，制定年度信贷计划。在经济资本限额配置过程中，要综合平衡历史规模、预期结构、资本回报等因素，对经济资本回报率高的机构优先配置经济资本，对重点客户和重点行业战略配置经济资本，对各业务条线刚性分配经济资本。比如，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因此商业银行要积极响应国家宏观管控要求，优先满足普惠小微、乡村振兴、绿色信贷、制造业等国家重点战略领域贷款投放的资本需求，确保国家战略业务的资本支撑。

　　商业银行要在资本约束的前提下开展信贷业务发展，经济资本计划的优先级要高于信贷计划，否则无视资本约束与资本回报的发展，无异于竭泽而渔。在经济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一方面要通过存量到期调整和增量边际改善，积极进行业务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主动调整各类客户和信贷产品的结构占比，建立与业务发展、资本约束、价值回报和结构优化相挂钩的信贷计划动态配置机制，通过动态调整提升应对内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加强表外低效资本占用，既要清理存量，及时了解客户用款需求，如果无用款需求则提前结清，也要管控新增，合理签订符合实际用款需求的贷款合同，尤其重点关注不可无条件撤销贷款承诺、对公贷款额度使用效率、信用卡未使用额度等指标，不断释放低效资本占用，提升资本使用率。

　　商业银行要严格落实经济资本限额管控要求，确保在资本限额内开展业务，通过窗口指导、绩效考核、征收资本占用费等多种方式，突出资本限额的硬约束作用，对于超经济资本计划的行为，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相应惩罚，杜绝侥幸心理的滋生和规模优先的情结，增强自主约束主动性和自行节约源泉动力。商业银行各级机构要合理运用资源限额，结合市场环境、产品和客群特点，制定差异化配置方案，提高资产配置能力；要充分发挥信息化系统的支撑作用，完善经济资本指标监测体系，有效整合财务、风险、资本数据，建立机构、条线、产品维度RAROC定期计算、监测工作机制，准确测算RAROC、EVA等资本指标。

　　商业银行要逐步摒弃传统的“单向期权”激励式的员工薪酬体系，稳步推进经济资本指标与客户经理绩效挂钩，将员工薪酬与RAROC、EVA等指标挂钩，以此加强客户经理价值创造理念，引导客户经理正确认识经济资本指标的导向作用，清楚了解现有产品中哪些EVA贡献高，哪些EVA贡献低甚至负贡献，在信贷业务发展过程中同样重视效益与风险的平衡，进一步思考利率定价水平、风险管控强弱、客户综合回报等因素，从而真正将客户经理的绩效考核体系与经营转型和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保持一致。

　　经济增加值(EconomicValueAdded，简称EVA)是美国思腾思特公司(Stern＆StewartCo)1982年提出的概念，是指税后净营运利润扣除全部资本成本后净所得。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对此评价:“…你一定要赚到超过资本成本的钱才算有利润，EVA使这个理念得以系统化。”

　　按照经济增加值计算模型要求，经济增加值计算遵循的原则是:①突出主业原则。经济增加值以主营业务利润为基础，剔除非经常性收益，目的是促使企业将资源配置到成长性好、升值空间大、资本利润率高的项目上;②风险控制原则。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产负债率等作为经济增加值的关键驱动因素;③可持续发展原则。将科研投入、资源勘探等涉及可持续发展的费用支出，作为经济增加值调整加项，以引导企业关注可持续的价值提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经济增加值的计算，首先根据企业当期财务数据进行必要调整，剔除不能直接反映企业主营业绩的部分财务数据，突出主营业务。财务数据调整坚持简单适度、数据闭合的原则，避免数据失线经济增加值计算公式

　　经济增加值计算公式:经济增加值=调整净利润－调整后资本×资本成本率由于经济增加值计算涉及当期企业生产经营财务数据，思腾思特公司设定的经济增加值计算模型中净利润和资本的调整项计算比较复杂。按照国资委确定的简化计算原则，经济增加值计算公式调整如下:调整净利润=净利润+(利息支出+研究开发费用及勘探费用调整项－非经常性收益调整项)×(1－所得税税率)调整资本=平均所有者权益+平均负债－平均无息流动负债－平均在建工程。

　　(1)净利润在利润表中“净利润”项下，为当期利润总额扣减所得税后净额。(2)利息支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在净利润计算中从成本项中扣除，在资本成本中按资金成本率统一计算。(3)研究开发费用在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下，将实际发生的当期摊销的研究开发费用在税前成本中扣除，加在税后净利润中。(4)勘探费用为获取主业矿产资源的费用支出，调整费用将计入税前成本的勘探费用摊销额调整项按50%比例予以调整。(5)非经常性收益(营业外收入)内容包括:变卖资产(含土地)收益、与主业发展无关的资产置换的收益、补贴收入(如按政策减免的税赋及行政性收费)等，由于其不反映企业主营业务业绩，在净利润中扣除。

　　资本包括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在资产负债表中为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合计，资本调整如下:(1)无息流动负债。无息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负债项下，包括: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其他应付款和其他流动负债等，属于企业非主动性融资且无须支付利息，在调整资本中予以扣除。(2)在建工程。在建工程在资产负债表资产项下除应转资产未转资的部分外，尽管其确实占用资本产生资金成本，但未竣工投入使用，属于短期效应，在资本调整中予以扣除。

　　资本成本高低取决于债务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成本及资本权数的大小，其中权益资本成本为其机会成本。资本成本计算公式:资本成本率=(债务资本成本率×债务资本占总资本比例)×(1－所得税率)+(权益资本成本率×权益资本占总资本比例)资本成本率是计算经济增加值的关键参数，资本成本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经济增加值的大小。

　　根据国资委规定，国有企业资本成本率确定原则:(1)中央企业资本成本率原则上定为5．5%。(2)承担国家政策性任务较重且资产通用性较差的企业，资本成本率定为4．1%。(3)资产负债率在75%以上的工业企业和80%以上的非工业企业，资本成本率上浮0．5%。

　　非国有企业资本成本率根据企业的实际资本成本确定，一般均高于国有企业资本成本率。

　　以国内某上市煤炭企业为例，其2016年财务报表中完成净利润22．93亿元，折合每股收益为0．42元，是业绩优良的煤炭上市企业。按照经济增加值测算原则，其财务净利润22．93亿元，在考虑利息支出、非正常收益、研究经费及勘查费等费用后，调整利润总额为35．84亿元。调整资本总额为870．09亿元(其中所有者权益为510．51亿元)，按资金成本率5．5%测算经济增加值为－12．02亿元、EVA率(EVA增加值/资本成本比率)为－25．12%，表明企业在当期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财务净利润22．93亿元不足以弥补所有者权益510．51亿元资本的机会成本，这与按传统财务指标反映的盈利状况是相反的。考虑到上市公司利用证券平台有融资优势，其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可以控制在5%以内，据此按4%的综合资金成本率测算其经济增加值为1．03亿元、EVA率(EVA增加值/资本成本%)为2．96%，表明企业在通过上市融资平台筹措的成本资金为4%的条件下可以实现真正资本增值。经测算，其承受的资本成本率上限为4．1185%，超过本界限经济增加值变为负值。

　　根据某省属煤炭企业2016年度财务报表，当期完成净利润7．3955亿元，在当时煤炭行业形势整体大幅下行情况下，有此业绩已属于不易，是省属煤炭企业中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按照2016年度财务报表数据，净利润7．3955亿元，考虑利息支出、非正常收益、研究经费及勘查费用等费用因素后的调整利润为18．0566亿元。调整资本总额为479．99亿元(其中所有者权益为213．79亿元)，按5．5%的资金成本测算经济增加值为－8．34亿元、EVA率为－31．6%，与企业按传统财务指标核算的盈利状况完全相反。根据企业实际融资成本7%测算经济增加值为－15．54亿元、EVA率为－46．26%，比国资委规定的资本成本率5．5%测算的经济增加值指标要低得多。按照上述财务模型测算，该企业承受的资本成本率为3．762%，资本成本率超过本界限经济增加值即为负值，但对该省属煤炭企业来说，根本无法取得如此优惠的资金。

　　按照经济增加值测定基准，当经济增加值EVA指标＞0，表明净利润大于资本成本，企业创造了新价值，可行;EVA为0值，表明净利润仅能满足投资者的资本成本，无增值效益;EVA指标＜0，表明净利润不足以弥补全部资本的成本，项目的运营是不可行。上述案例的测算结果，按传统财务分析测算的财务核算指标均是盈利，而按照经济增加值测算变成亏损，主要是由于传统财务对企业自有资产是不计算资金成本，而在经济增加值测算中是要考虑其资金机会成本，体现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所有资本均有成本，只有当期净利润超过全部资本成本的收益才是获得真正收益。上述两个案例测算表明，企业在当期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财务净利润不足以弥补所有者权益资本的机会成本，企业表面盈利而实际上生产经营过程是在损耗企业净资产。煤炭企业属于重资产企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均相对偏高，如某上市煤企2016年末资产负债率65．3%，已达到安全线的上限。而煤炭企业建设项目的投资量大，国家规定项目建设资本金占比应为30%及以上，其余资金为金融机构贷款，实际上企业一般通过各种渠道筹集债务资金解决，基本上全部为债务资金，这就使煤炭企业的资金成本明显偏高。根据以上分析，煤炭企业作为国家能源基础产业，其煤炭项目的实际投资效果相对低效，需要国家给予煤炭企业以政策性扶持。

　　经济增加值测算值的大小由调整净利润、调整资本及资本成本率决定，而财务数据调整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调整利润是企业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收益，同时调整当期研究开发费用、勘探费用等从税前成本中扣除。但目前煤炭企业成本及利润计算中还有矿权和产能置换等摊销费用，在成本中均按无形资产处置，该费用额度大且是政策性支出，该项费用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发展，是否可以和研究开发费用等同样处理，需要研究。

　　调整资本是企业当期资本总额(所有者权益和负债总额)剔除无息流动负债及正在实施的在建工程部分。调整资本中的权益资本包括:公积金、公益金、未分配利润等，权益资本在账面上仍计算资本成本，如何使其当期产生效益是个研究课题。

　　资本成本率是影响经济增加值大小的敏感因素。资本成本率的确定，不同类型企业有不同的考虑:(1)国有企业一般不考虑自有资金的资金成本，按省属非上市国有煤炭企业实际商业贷款资金成本为7%、贷款比例70%、5%的财务管理费用，其综合资金成本率为7%×70%×1．05=5．145%，与国资委规定的资本成本率5．5%基本相符。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国有煤炭企业建设项目一般自有资金配套不足，5．5%的资金成本率是偏低的。(2)非国有企业对建设项目配套的自有资金有明确的资金成本设限，如:上海某民营新能源企业的自有资金红利率不低于15%，如果按贷款比例为70%、商业贷款利率7%、5%的财务费用，30%的自有资金、资本红利率15%，其资金成本率为15%×30%+7%×70%×1．05=9．645%，远高于国资委规定资本成本率5．5%的指标。(3)德国一般工业企业的资本成本率设定标准为9%。由此可见，国有企业资本成本率为4．1%～5．5%是行政行为，与实际成本相比明显偏低。实际上国资委确定资本成本率反映了两点:(1)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效率和资本盈利能力相对偏低。(2)国有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负担重，国资委对企业的业绩要求留有一定的余地。

　　通过以上分析，经济增加值是一套比较科学、客观、全面反映企业投资经营效果的评估体系，企业要提升经济增加值，就要做到:①突出主业发展，做大、做强主业;②提高技术水平、优化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③管控生产成本，降低实际消耗;④加强融资管理，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⑤制定以经济增加值为衡量标准的投资决策机制，对达不到EVA基准指标的投资项目不予考虑;⑥建立企业层面系统的、切实可行的EVA评估体系。通过上述工作，才能保证企业从当期经济增加值的提升到经济增加值可持续性增长，为企业带来持续的资本增值。

　　过去在工业社会的经济体制下，企业主要是利用原材料的有形资产来创造价值。根据1982年Brookings机构的研究显示，当时有形资产的账面价值约占工业组织市场价值的62％，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比率已经降到38％，而更近的研究则指出，20世纪末有形资产仅占市场价值的15％。很显然，企业的价值已经从有形资产转变为无形资产。企业的无形资产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源泉。

　　我国经济增长长期由物质资本驱动的，或者说是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使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分迫切。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有以下几个劣势：（1）投资重复性高、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合理，作为新兴产业的第三产业无论是比重还是水平都偏低。（2）创新能力不够，缺乏核心技术以及应用能力，简而言之，就是无法把适合的科学和技术创新转化到产品中去。（3）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协调、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的比重偏高，又使环境污染加重，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而这些很大部分可以归结为企业的智力资本的缺失以及不足。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智力资本的投入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两类：一是要素投入，二是综合要素生产率。投入应该包括物质资本投入和智力资本投入，过去我国只在实物资本上投入很多，而忽视了智力资本，现在要充分认识到实物资本和智力资本的有机性，不能忽视通过智力资本的投入形成的内在效应带来的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贡献。

　　其次，经济投资过程中包含着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如果技术进步的速度跟不上新技术的应用，那么投资就无法得到应有的效果，同时，新技术也很难实现增长。而我们知道，国家经济增长转型的最终目标是进入“创新推动”的集约型增长阶段，这就需要对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

　　最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高附加值的生产方式成为现实，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增值更多的被智力资本所体现。在许多企业，尤其是美国的大型企业，其市场价值比其账面价值要高出2倍以上，有的甚至高出9倍，这些都是智力资本所带来的价值。大多数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中，在各种要素水平相当的条件下，仍有很大的余差，代表着无法用账面数据给予解释的收益，这部分显示的主要就是企业智力资本的收益。

　　笔者认为，智力资本是一种企业的综合能力的体现，是一种能够创造价值或者效用的能力，也是智力和知识相互融合给企业带来利益的资本。这个时代企业生存的关键技能已经成为了管理以知识为基础的智力资本的能力。Quinn（1992）指出，企业的长远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靠智力资源的开发和部署，而不依靠物质资产管理：“当一个公司越来越关心它自身以及供应商的内部知识和服务技能时，它会发现其管理中心在偏离对财务和物质资产的监督和部署，而倾向于对人的技能和知识基础的管理，倾向对公司内和供应商的智力的管理。”

　　首先，对于智力资本的定义与界定应加强研究。国外学者对于智力资本的定义与结构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但仍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而国内关于智力资本的研究还处于翻译国外研究文献、借鉴外国的阶段，大都是对于国外研究成果的照搬，论其实质并没有考虑到我国企业与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匮乏迫切要求我们要加强对智力资本定义以及结构的研究和探索。

　　其次，对国外智力资本进行验证，提出适合于中国文化的智力资本相关理论。国外智力资本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欧美文化背景来开展的，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和文化背景与欧美相差许多，不能直接把国外理论直接运用于国内，要对其理论与相关因素关系进行验证后才能进行改善和应用。同时，也有必要对现有的部分研究成果进行重复检验，因其会因文化背景、具体情境或被试公司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更应积极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